共产党不是中国民主化转型失败的借口
离开中国的朋友提到以前在大陆的生活，各有各的故事，出来的原因也基本一致，最后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目前的困境是因为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是因为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否真的有能力将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禁锢住长达70年？显然绝不可能，那到底是什么让中国陷入各种癫狂的运动和如今魔幻的社会？
和朋友去了一趟悉尼的某展会，回来车上不知怎么就讨论到了政治，他对我大谈特谈共产党的腐败，哭诉了一番部分部门对民营企业家的打压和刁难，言之凿凿这样的党没有未来，把中国目前所有问题都归因到了共产党。我对此不置可否，但鉴于他正在兴头上并未打断他，直到他说到中国外交部反复无常，党让他什么姿态就什么姿态，“就跟TMD跟妓女没什么区别”，我终于忍不住脱口而出：“那可比不上，站街女能挣钱，中国外交部除了到处放狠话给非洲送钱，有给中国挣过一分钱吗？”看他笑了出来，我终于有机会提出不一样的意见。
和很多对共产党嗤之以鼻的海外人士，以及主张把共产党和中国人分开的欧美政治家不一样，我认为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共产党实际就是中国底层人民的代表，这和他们宣传的完全一致。中共自早期建政以来，就主张团结农民，这里的农民不是一般的农民，要是贫农，越穷越好，中共团结这些人而去打倒富农，打倒地主。贫农在早期共产党占领的所谓解放区，和共产党干部一起迫害平民，现在人熟悉的吃拿卡要那时候就非常流行了起来，其中很多后期也做了共产党的干部，进一步构成了共产党的基层统治基础。他们是中国底层人民真实的样子，有了一点点权力就一定要毫无底线的利用，这和古代读书人没考上时骂朝廷昏庸奸臣当道，考上了自己做奸臣是一个道理。如若不然，怎么对得起我十年寒窗？另外，在土改，文革期间针对各阶级的各种运动，虽然是从中共高层，主要是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敌的政治运动，但很多地方尤其是广大农村亲手实行这些恐怖政策的却是底层平民，对自己的同胞如此残忍的不是共产党的高官，恰恰是很多人以为朴实善良的老百姓。
中国当然有非常多朴实善良和聪明勇敢的人，甚至在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但从比例上来说却太少。二战中党卫军和侵华日军罪行累累，但在他们中却存在拒绝向纳粹举手行礼的奥古斯特兰德麦瑟，给犹太人颁发签证的杉原千畝，但没有人会在批评轴心国时单独把这些人拿出来说。究其原因就是比例太低，靠这些人无法左右一个群体的走向。中国正是表面善良实际愚昧的百姓比例太大，才一次又一次让共产党成功。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中国和韩国的两场时间和背景都非常接近的政治运动，中国的‘八九六四’学潮和韩国的‘光州事件’。两场运动如此相似，很难不让人拿他们做个比较。
光州事件中士兵殴打学生
在光州事件中，起初只是光州的部分学生对军政府独裁统治提出抗议，但随着军队暴力镇压的升级，整个城市几乎全民动员。普通市民迅速加入斗争，甚至连中学生、出租车司机、教师、医生、律师、家庭主妇都纷纷走上街头。光州一度成为“自由城”，十天的民众自治成为韩国民主运动史上的传奇。光州人第一次发现自己也可以治理这片脚下的土地，而不需要一个皇帝。而光州事件也没有被困在光州本地，它在被镇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巨大共鸣，催生了之后1987年全国性的大规模民主抗争，最终促成韩国转向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民主化进程中，主角逐渐从知识分子与学生，转变为更广泛的工人、市民、宗教团体，最终形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人参与，即使是被派去镇压的士兵很多也倒戈一击，开始保护市民向政府发动冲击。没有人给他们扣帽子说他们是叛徒，背叛了这个国家，韩国至今以他们为荣。
六四学生代表游行
再看看中国的八九六四，尽管起初同样是由大学生在北京发起，得到了部分市民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参与，但整体上运动始终局限在少部分知识阶层和大城市，且大多数城市只是“观望”或“声援”，而未实际加入。各地响应者寥寥，大部分人保持沉默、冷漠甚至回避。更有无耻文人开始写文章批评这些参与运动的学生。在军队开进北京后，更几乎没有其他城市做出实质反应，最终抗议者孤军奋战，运动迅速被镇压。中央高层（尤其是邓小平）将学生的示威定性为“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动乱”，并称其“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预见的是，八九事件之后，中国并未出现类似韩国那样的反弹式民主浪潮，反而是通过经济高速发展、舆论严控和教育洗脑，迅速抚平了社会的创伤甚至抹去了事件的集体记忆。后来又在今天的中国，这件三十多年的事情好像出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人们在大众媒体搜索不到任何消息，坦克形状的东西在每年的六四那一天甚至不能出现在各种短视频软件。
中共关于六四事件的评价
这种差异背后，映射的是两国人民在政治意识、社会凝聚力、以及面对专权时勇气上的巨大差别。中国人长久以来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个体服从体制、服从权力的惯性根深蒂固，毫无公民意识，我称之为被阉割过的太监心理；而韩国社会其实过去也是，但后来在强烈的民族主义、近代殖民历史和西方媒体一定程度干预的塑造下，底层民众有了更激烈的社会参与意识。韩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没有人能够在他们之上。
在八九之后一直到今天，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而其中竟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抗议者抱有不理解甚至敌视态度，把他们看作“扰乱秩序”、“被利用”的一群人。而韩国，则从光州开始走上一条动荡但坚韧的民主之路，最终让民众成为政治变革的真正主体。他们会纪念在光州事件中牺牲的人，把他们当作英雄，与之相关的电影等文艺作品不计其数，这与中国政府禁止一切有关六四事件讨论的态度形成明确对比。
但究其原因，还是两国民众思想的巨大不同。我不止一次的畅想，如果中国人再勇敢一点，再多往前走一步，中国是不是真的能够走上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之路？
当然，这一切到了今天都是妄想而已。
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都不是水到渠成的过程，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个个的窗口，把握住窗口就可以转型成功，反之则基本不可能。决定权在本国民众手里而不是任何政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纷纷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国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但最终选择共产集权主义的不是俄国的统治者，而恰恰是渴望强悍的领导人带领他们得到更多利益的俄国人。伏尔泰和上的纤夫推着红色皇帝走上了独裁者的皇帝宝座，既然如此，那就怪不得现在的俄罗斯依旧笼罩在独裁的阴影里了。另外说一句题外话，今天的俄罗斯希望俄罗斯胜利顺利占领乌克兰领土的人也不是少数，普京无力在绝大多数国民反对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中国也是一样，很多人说共产党发动了土改，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镇压了六四，我说这不是共产党做的，这是中国人民亲手造成的。晚清的知识分子认为我们要学技术，现在的知识分子认为我们要学体制，我说如果人的思想不改变什么体制都是一样。中国工人在中国不敢和老板提要求，在美国的华人餐厅后厨和黑心工厂里依然不敢。思想的转变导致制度的转变，制度的转变导致技术的发展。
要想真正改变中国现状，不能单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共产党，也不能美化“人民”这个抽象概念。很多时候，正是广大群众的纵容、冷漠、甚或参与，才让极权得以一次次巩固自身。这种“愚忠式的服从”与“犬儒式的冷漠”才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